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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赠不等于活摘器官

2020-06-26

文︰一个平凡医学生的日常。、Dr Who

最近「国师」在网上口出狂言,说医护人员推广器官捐赠不道德,因为被定为脑死亡的病人还有知觉,做手术时却不会下麻醉药,活生生地「劏开」病人以获得合适的器官。[a][b]

姑勿论上述意见的宗教道理,既然着者用科学作理据,我们就尝试用科学的角度反驳。

(一)脑死亡的定义

笔者于〈遗体肝脏移植懒人包〉一文 [1] 已经详列脑死亡的判定标準,如果跟足标準,当中绝不可能出现医生不察觉病人细微动作而误判的情况。

要确认病人脑死亡,需由两名医生分别透过一系列国际通用、有证据支持的準则,肯定他们对外界刺激没有任何反应 [2]。这套标準套用于所有病人,不论他们是否捐赠器官。其间,负责移植的外科医生并不会参与判断过程。

脑死亡的病人不会有脑电波活动,脑部也失去基本维繫生命的能力。由于心脏的跳动和某些神经反射作用独立于脑干,故病人脑死亡后仍可能有心跳和某些反射动作,但这并不是病人仍然生存的证据。正如一颗心脏离开身体后仍可在体外跳动,但这不是生命存在的证据。

在科学发展下,人类可以使用无数的仪器、注射各种的药物而拖长已死病人的心跳时间,但这并不等同病人还未过世。某例子中,病人因中风而出现闭锁症候群(Locked-in Syndrome)[3],听见医生商讨是否应进行脑死亡的测试。她大可放心,真正测试的话,医生一定会观察病人的眼部活动而得悉她仍然生存的事实。

诚然,世界各地对脑死亡的法律定义有别,但学术界对「脑死亡」的科学定义是有证据支持的 [4]。有研究甚至发现,有别于怀疑者以为医生会胡乱把病人判定为脑死亡,但医生事实上较爲保守,会低估脑死亡个案,以致适用于器官捐赠的遗体比实际数量少 [5]。

(二)证据的强弱

不少怀疑者喜欢以个人经验或报章报导的个案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但在医学上,我们倾向使用一些所谓「较高等级」的证据作为论据,而证据的等级也有「国际标準」,名称简而清,就是「证据等级」(Level of Confidence)[6]。

新闻报导、个人经验(也就是「隔壁老王这样说!」)作为论证,跟据此标準而言是毫无价值的。即使新闻最喜欢引述的「专家意见(Expert Opinion)」,也只是最低层次的证据。若要增强说服力,按次序可以引用「案例研究(Case Series)」、「病例对照研究(Case-Control Study)」、「Cohort Study(世代研究)」、「Randomised Control Trial(随机对照研究,RCT)」,而所谓最有权威的,就是针对RCT的「系统性综述(Systemic Review)」。

用了那幺多的複杂字眼,也只是想让大家知道,「隔壁老王说」、「名医说」、「神医说」都并不属于高等级证据,我们的论证一定要以严谨的逻辑去解释,佐以数字,否则也只是空话。

(三)关于器官移植的医学伦理

现代医学一直发展下来,所顾及的伦理问题亦越来越多。一来要保护病人、二来要避免医学上的争拗。以人工受精为例,胎儿哪一刻法律上的父母是谁、谁有权为胎儿作出医疗决定、究竟提供卵子的女士抑或是提供子宫的女士是法律上的母亲,这些都在立法时一一罗列,而器官捐赠亦有类似的指引。

一般来说,医学要求器官捐赠者(不论活体或者尸体)作出决定时,一定要清楚所有风险和后果,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不受任何外界压力,参与的人士亦不应有利益冲突,这个时候决的定、签的名才会有效。为了保护这个过程,在病房内一般会有以下的安排。

    除非病人自己将资料透露,病房和负责医治病人的医护人员都不应该知道病人是一位器官捐赠者,以免出现任何对临床判断的影响。除非病人自己将资料透露,捐赠者的资料亦不应对外公开,以免公众期盼影响捐赠者,施以不应有的压力。器官受赠者及其家人亦不应知道捐赠者的身份,以免对捐赠者造成不必要的压力。宣布病人脑干死亡的医生,亦应该完全独立。

总括而言,捐赠者到被麻醉前一刻,仍然有权「倒戈」。

另外,很多人都以为签了捐赠书就似一纸契约,一死了,不论有无反对,医生便会冲出来抢走器官。其实,一直以来,病人意愿当然重要,但若果病人死后,家属反悔并且拒绝捐赠,我们当然会继续游说,但若达不到共识,我们依然不会「抢走」器官。而且,负责轮候器官者的医护人员亦不应该会知道有可能捐赠的病人,也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压力。

小结

宗教、想法人人不同,但若用不严紧的科学包装主观意见,并以此影响他人作出正确决定的权利,对病人、医疗、甚至大众都只是百害而无一利。

(作者按︰本文改编自笔者与Dr Who为香港大学医学院时政关注组织青医匡时合写的文章(原文见此),请大家移玉步到该专页多加支持。)

陈云的两个贴文连结︰(a) https://goo.gl/yGysjH、(b) https://goo.gl/9ZWHF8

注︰

    青医匡时Spinello, I. M. (2013). Brain Death Determination. Journal of Intensive Care Medicine, 326-37.When doctors said I was brain dead, I wanted to scream, yet all I could do was blink (Daily Mail)Wahlster, S., Wijdicks, E. F., Patel, P. V., Greer, D. M., Hemphill, III, J., Carone, M., & Mateen, F. J. (2015). Brain Death Declaration: Practices and Perceptions Worldwide. Neurology, 1870-9.Bartscher J. F., Varelas P. N. (2010). Determining brain death - no room for error. Virtual Mentor, 879-84.Oxford Centre for Evidence-based Medicine – Levels of Evidence (March 2009) 其他更高可信性的研究为「系统综述」(systematic review)、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等,详情请参閲以上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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